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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記者 李玉波 趙海東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1月21日07版）
　　2014年10月31日，內蒙古呼和浩特市， 呼格吉勒圖的媽媽捧著兒子的照片說，死的時候18歲，18年過去了，如果活到現在剛好36歲。 郭鐵流/CFP
　　2014年10月31日，內蒙古呼和浩特市， 呼格吉勒圖的媽媽尚愛雲、父親李三仁，在家向記者展示這些年來為上訪去北京的車票，共43張，他們說實際去了多少次，自己都數不清，這些車票只是一部分。 郭鐵流/CFP
　　2014年11月20日早上，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向呼格吉勒圖的父親李三仁一家送達了《再審決定書》，讓呼格吉勒圖案有了新的進展。
　　 一案“兩凶”
　　1996年，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煙廠18歲的職工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一起姦殺案的凶手（亦稱“4·9”命案）。法院認定：1996年4月9日20時40分許，呼格吉勒圖酒後到內蒙古第一毛紡織廠宿舍57棟平房西側的公共廁所處窺視，當聽到女廁所內有人解手，便進入女廁所將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楊某某摟住，後採取捂嘴、扼頸等暴力手段，將其按倒在便坑的矮牆上，扒開衣、褲進行流氓猥褻。後聽到外面有動靜，便逃離現場。楊某某因其扼頸窒息當場死亡。
　　1996年5月23日，呼格吉勒圖案一審開庭。旁聽人員回憶，庭審時間並不長，檢方宣讀公訴意見，律師為呼格吉勒圖做無罪辯護。短暫的休庭合議之後，法官當庭宣判，以“故意殺人罪”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。
　　6月5日內蒙古高院二審裁定“維持原判”。1996年6月10日，案發僅62天后，法院判呼格吉勒圖死刑，並立即執行。
　　呼格吉勒圖案曾有一次轉機——被媒體稱為“殺人惡魔”，背負10條人命、作案27起的內蒙古系列強姦殺人案凶手趙志紅落網。
　　2005年年末，趙志紅落網後交代的第一起案件就是“4·9”命案，至此同一案件出現了兩個凶手。
　　當趙志紅供述自己是“4·9”案真凶時，專案組成員大吃一驚。為確認趙志紅供述的真實性，專案組先後安排4組經驗豐富的幹警訊問趙志紅。
　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一退休官員、“趙志紅案”專案組組長說，4組幹警訊問趙志紅的四份口供相互印證，沒有漏洞。
　　趙志紅口供說：“1996年4月，具體哪天忘了。路過煙廠，急著小便，找到那個公廁。聽到女廁有高跟鞋往出走的聲音，判斷是年輕女子，於是徑直衝進女廁。兩人剛好照面，我撲上去讓她身貼著牆，用雙手大拇指平行卡她喉結，雙腳蹬地用力，五、六分鐘後，她沒了呼吸。她皮膚細膩，很年輕，我身高1米63，她比我矮，1米55到1米60的樣子，體重八九十斤”。
　　當年的“趙志紅案”專案組組長表示，反觀18年前呼格吉勒圖的供述，則顯得單薄得多，“兩份供述擺在一起，顯然趙志紅的供述更可信。”
　　據瞭解，2005年之前，“4·9”案案發的公共廁所就已經拆除，但趙志紅在指認現場時卻能準確找到案發時公共廁所的位置。
　　2006年11月28日，趙志紅案開庭，但因關係到呼格吉勒圖案，此案未再審理。如今已近9年，超過法定審結期限，系列強姦殺人案凶手趙志紅因“4·9”案久拖未決關押至今。
　　領導指示下的抓緊破案
　　呼格吉勒圖案發生的背景是上個世紀90年代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出現一個犯罪高峰。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，由公安部牽頭成立了“嚴打辦公室”，呼格吉勒圖撞在了“槍口”上，相關領導指示要抓緊破案。
　　呼格吉勒圖案曾廣受質疑。跟呼格吉勒圖一起去報案的呼和浩特卷煙廠職工閆峰迴憶，案發當晚，兩人在外喝酒，閆峰先回車間，呼格吉勒圖回家取鑰匙。10多分鐘後，呼格吉勒圖來找閆峰，要他同去女廁，說那裡出事了，聽到有人呼救。後兩人發現廁內女屍，呼格吉勒圖堅持要去治安崗亭報案。第二天，閆峰錄完口供出了警局，呼格吉勒圖再也沒有回來。
　　閆峰說，案發後的第二天早上，他走出公安局時，透過門縫看見呼格吉勒圖蹲在地上、手被反銬在屋內的暖氣管上，面色發黑，當時他也不明白呼格吉勒圖為什麼不能和他一起出去。
　　曾有媒體記者獲得一份18年前呼格吉勒圖案的筆錄，該筆錄製作於1996年5月7日21時20分，筆錄中呼格吉勒圖稱自己是無辜的。
　　該媒體報道，在這份共計7頁、1500字的筆錄中，呼格吉勒圖數次表示：“今天我說的全是實話，最開始在公安局講的也是實話……後來，公安局的人非要讓我按照他們的話說，還不讓我解手……他們說只要我說了是我殺了人，就可以讓我去尿尿……他們還說那個女子其實沒有死，說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……”
　　曾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的赫峰介紹，相關記錄顯示，技術人員曾從受害人的體內提取過凶手的精斑。然而，這一關鍵物證當年未做DNA鑒定。他分析，一是因為當時內蒙古沒有條件做，二就是太自信，“覺得這個案子沒有這個證據也能定罪”。
　　2014年11月4日，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新聞發言人召開新聞通氣會，稱呼格吉勒圖案正在依法按程序積極地複查中，法院將堅持“實事求是、有錯必究”的原則，依法公正處理此案。至於該案何時啟動再審，要視複查的具體情況決定。
　　11月20日10點，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針對呼格吉勒圖案再審召開新聞發佈會，發佈會通報了高院作出的再審決定，根據呼格吉勒圖近親屬的申訴，經過審查認為，該案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第242條第2項的規定，即發現“原審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、不充分的”，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。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關於審理再審案件的有關規定，高院將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。鑒於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已經死亡，決定不開庭，採取書面形式審理本案”。
　　“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站在兒子墓前為他朗讀‘無罪判決書’”
　　11月1日，呼和浩特市的南郊，呼格吉勒圖墓，四周枯黃的草在風中搖曳。墓碑上只寫著呼格吉勒圖的名字，沒有生辰和逝去的年份。
　　站在兒子的墓前，淚流滿面的尚愛雲說：“我們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站在兒子墓前為他朗讀‘無罪判決書’。”
　　為了給二兒子呼格吉勒圖爭取一張“無罪判決書”，李三仁和老伴尚愛雲已經奔波了9年，在這9年裡，他們得到的答覆一直是“快了，再等等、再等等”。
　　2014年11月20日早上，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向李三仁一家送達了“再審決定書”，呼格吉勒圖的母親尚愛雲捧著“再審決定書”放聲痛哭。這一遲來9年的“再審決定書”讓她看到了二兒子“沉冤昭雪”的曙光，這離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已經過去了整整18年。
　　2006年年初，正在住院的李三仁聽說趙志紅來他們小區指認凶案現場後，他和老伴走上了上訪之路，奔波於家和內蒙古高院，奔波於呼和浩特和北京之間。他們至今還保留著的一沓厚厚的火車票、上百張快遞迴執單和數百張信訪處理單。
　　李三仁說，從1996年呼格吉勒圖“出事”至今，他一直堅信兒子是冤枉的。
　　在趙志紅落網之前的9年裡，李三仁一家並沒有去為二兒子申冤，“因為沒有證據，說什麼法院也不會信”。
　　在這個沒有希望的9年裡，李三仁先後戒煙、戒酒、也戒了下象棋，變得沉默寡言，親戚之間他也不再走動。身邊人的指指點點讓他如芒在背，在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後的幾天里他就愁白了頭髮，一家人過起了“半隱居”的生活。
　　慶格勒圖是呼格吉勒圖的弟弟，在二哥被定為姦殺案的凶手時，正在上初中的他突然發現同學和小區里的小伙伴們都不跟他玩了。他說，老師告訴同學們，他是強姦殺人犯的弟弟，讓離他遠一點，別學壞了。
　　隨後的幾個月里，慶格勒圖變得越來越不合群，學習成績逐漸下降，當時不到14歲的他一個多月就掉光了頭頂的頭髮。呼格吉勒圖案發不到半年，慶格勒圖就輟學了。如今，內向的慶格勒圖以給別人開車為生。
　　今年76歲的陳守天，是李三仁的老鄰居、老同事，他見證了李三仁一家在兒子被執行死刑後的艱難。
　　“李三仁喜歡在休息時間和我們這些老鄰居下象棋，也會在下班後和我們喝點小酒，但後來這些全戒了。”陳守天回憶說，出事時尚愛雲40多歲，長得很年輕。以前，性格開朗的尚愛雲喜歡跳舞、打撲克，兒子出事後再也沒見她參與這些娛樂活動。
　　2005年趙志紅的落網讓一家人燃起了希望。在隨後的9年裡，李三仁每天晚上19時，雷打不動地看新聞聯播，每天要買一份刊登有法制新聞的報紙，瞭解國家法規政策。他說，要“有理有據地上訪”。
　　在呼和浩特賽罕區山丹小區那個簡陋的兩居室里，李三仁床頭一直放著一本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的《刑事錯案與七種證據》，這本書有的地方已經被翻得起了毛邊，很多地方用筆勾勾劃划過，在一些地方，他還專門用白紙寫下了自己的理解，並讀給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伴聽，老兩口互相鼓勁“要堅持下去”。
　　如今，骨瘦如柴、視力越來越差的尚愛雲，枕邊放著一個信封，裡面有幾張呼格吉勒圖小時候和18歲時的照片，還有一張全家福。她哽咽著說，大兒子和二兒子出生在牧區，那時她老伴是下鄉知青，他們在草原上結的婚，真懷念那時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時光。
　　李三仁一家已經在這間狹小的拆遷後分的樓房裡生活了10多年，衛生間手盆的下水管插在桶里，生活廢水省下來沖廁所，冰箱里只有一點水果，幾個雞蛋，沒有肉。老兩口想從每個月不足3000元的退休金里，省下錢做上訪的費用。
　　“錯的，永遠都是錯的。我相信法律會給我兒子一個清白。”今年62歲的尚愛雲堅定地說。
　　本報呼和浩特11月20日電
（原標題：呼格吉勒圖案18年後再審）